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医生交钱保廉洁》，大意是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建立了一笔廉洁基金，该医院的医生和行政部门负责人每月须从奖金中拿出300 -1600 元存入个人廉洁基金账户，如发生违法或违规行为，奖金将被医院扣罚。文章还说，“卫生系统建立廉洁基金在湖北省尚属首次，社会各界对此褒贬不一。”

    医院的动机是明显的，该院纪委书记崔新生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复——有效监督医生，防止医生接受商业贿赂，并表示此举参考了“检察系统的廉政基金做法和香港等地区防止公职人员接受商业贿赂的机制”。的确，这种监督师出有名，也有其他行业作为参照，并非空穴来风，单位对员工行使必要的监督措施是合情合理的，但正如丁香园的医生网友“巍子”提出的问题：“谁来保证相关执行者的廉洁？”，单位当然可以监督员工，那么员工是否可以同样监督单位呢？

    无独有偶，卫生部办公厅于今年6月3日出台一则通知——《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医院向内部职工公开的信息目录》的通知》卫办医发﹝2008﹞105号，并定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知分为几大类别，在第一类——“三重一大”制度落实中明确说明，医院的“重大事项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使用情况”（简称“三重一大”）必须要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院务公开栏、院情发布会、党政工联席会、职工座谈会等形式进行公开，法律依据是《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通知》。除了“三重一大”之外，医院的财务管理（包括年度财务预、决算情况、投资及其收益情况、招待费、出差费支出情况）、廉政建设、职工权益、人事管理、行风建设、药事管理（包括医院药事管理委员会组成及工作开展情况、药事管理规定）等等，均要通过文件、手册、工作指南、院周会通报、医院内部网络等形式公开。

    卫生部办公厅的这则通知实际是要求医院院务公开，是为了满足2006年《卫生部关于全面推行医院院务公开的指导意见》（卫医发﹝2006﹞424号）的要求而进行的，而08年的这则最新通知的内容更为详细，分类更加细致，可操作性更强。根据2006年该指导意见的说明，“医院院务，除涉及国家秘密、公共安全、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外，原则上应予公开，并做到政策依据公开、程序规则公开、工作过程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同时要求成立成立由党委、行政、纪委、工会负责人组成的“院务公开领导小组”。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想必也成立了这个小组，而身为医院纪委书记的崔新生也一定身在其中，对卫生部的政策或者通知也一定非常熟悉。那么请问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是否已经做到了卫生部办公厅通知的要求？是否对全院医生全部公开了医院在“三重一大”方面的各种政策、程序规则、工作流程和实施结果？是否公开了医院的年度财务预、决算情况？是否公开了医院的各种招待吃请，各种出国考察？是否公开了大型医用设备购置等的决策和执行情况？是否公开了医院药品招标采购的规则和实施情况？是否公开了医院职工的招聘计划、招聘标准、程序和招聘情况？

    医院监督员工和员工监督医院都是相互的，也是合理的，作为医院的负责人，确实有义务对员工行使合理的监督权，并对违规者作出严肃处理；同时，作为医院的员工，也有义务监督医院的各项管理，监督医院的各项决策是否民主公平，监督医院领导是否廉洁。“廉洁基金”也好，“院务公开”也罢，其实一直都是劳方和资方之间的一种博弈，公平博弈的前提是双方地位的平等，是双方彼此间信息的充分获知，最后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种平衡。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崔书记说此举参考了香港防止公职人员商业贿赂的经验，其实香港廉政公署自身也要接受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以及媒体的监督，它下设若干咨询委员会。在制定任何政策、修改监督流程、改进程序时，它都要听取各个咨询委员会的意见，使监督能够更加有效和公平。同理，医院和员工之间的相互监督也要做到公平合理，如果只能我监督你，而你不能监督我，那么监督也就失去了意义，流于形式也成为必然。

    对比所得出的一些认识,关于年轻医生(希望学医的同学认真读读，能给大家一点儿共同的启示 )

    觉得医院越大，级别越高，我们（医生）反而退化了。

    在日本，由于麻醉医生比较少，他们的大手术，除了全麻以外，其他的腰麻啊等等麻醉都是由年轻的住院医完成的。我来了以后很吃惊。像膝关节镜，二次手术异物取出，等等等这些两三个小时的手术，是没有麻醉医生的，住院医师到了手术室先做腰麻，然后摆体位，然后消毒，手术（扎经脉点滴也是他们做）。他们在上学的时候关于麻醉是必须先掌握的技能。手术过程中，只有一个护士监测处理病人的各种情况。当然，再大的手术，像内固定，融合，全髋全膝之类的，无论颈腰椎都是两个医生上台。一个教授，一个住院医。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学很多实践的东西。

    他们从写病历下医嘱，输液打针，门诊，手术，放射，麻醉，推C型臂，拍片子，甚至连准备器械，都是自己干过来，同时学习着哪个都不耽误（绝对不要认为他们没人，至少每个医生配两个护士协助，他们的培养模式和目的就是要实用型的人才）。

    今天下午去放射科，一个骨科的女医生比我大一岁，在给病人做射线下神经根阻滞，以及脊髓造影，就她一个人操作，3－5分钟一个，每周3下午一般都要做二三十个。她上临床3年了，单独出门诊，有自己特定的病人。这在中国的一个三甲医院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儿。或许有些时候他们会干的慢一些，或是不那么顺畅，护士也好，其他的医生也好，绝对不会烦，绝对不会催，大家都会耐心的继续为他服务。

    我想说的是，中国的“高档次”培养模式已经让年轻医生的能力面儿越来越窄了。不说别的，咱们的研究生有几个拽过来就可以扎点滴的了还？

    我想起今年2月份的时候去河南，在基层医院了，看他们的年轻医生和护士也是什么都能拿的起来，我一个研究生在边儿上反而显得生疏。我家边儿上的社区卫生站也是，一个医生一个护士，虽然他们不做大手术（因为他们没机会），但是他们对于基本技术的掌握是绝对没问题的。

    想想我们这些研究生的学习现状，每天抱着那么一点点从书本上得到的可怜的知识，在需要实际行动的时候不免会显得有些捉襟见肘，无所适从。也就是在那个一切被分工细化的“安乐窝”里还行，一旦环境换了（大家可以想想我说的是什么样的环境，比如没有护士输液，你可以去扎液吗，可以给患者最少的痛苦吗？你会看脊髓造影的片子，但是你会做吗?......）,或者只有瞪眼看着了。

    当然啦，这是一个需要避免责任的年代（尤其在中国），不由得我们自己，也必须要划清界线，你的活儿我绝对不沾（我想，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态度吧）。

    但是，我只是想从医生本身的角度讲，个各方面的医学知识，在理论的基础之上，实际的能力更重要不是吗？倒不是说非得提“全科医生”这个概念（实际上我讨厌中国所弄出得这个空洞的字眼儿），我只是觉得，在看了他们的同龄人干活儿之后，自己差的太远了( 从病人进手术室，教授等20分钟开始刷手，这20分钟，他们的腰麻做的很娴熟，定位也很好。当然，他们的专业是骨科，也是刚毕业两三年的学生啊)。

    和他们的同龄医生相比，我觉得自己差的太远了，有些东西想学可能都没人肯给你机会去实践。其实往大里想，这也许反应出了一些国家之间的差距吧，或者还是我们太超前了呢。

    有些女性喜欢尝试不同的情感经历，享受其中的浪漫和激情;有些女性则渴望早日有个归宿，建立恒久的亲密感情。但不论如何，女性在性生活的历程上，的确有许多共通点。本文为你透视女性性生活的生命历程，让你在探索自我的道路上自由驰骋。

(一)20岁至30岁:

年少不识“爱”滋味

    年近30的律师丽女士，妩媚靓丽，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她跟丈夫戴先生是大学同学，毕业后结了婚。虽然那时她已非处女之身，但性经验却非常有限。“我知道我应该享受性生活，但性交对我来说却不是乐事。我曾看书，按着书上的指示去做，但老实说，每一次我都要假装高潮??因为我不想令先生失望。”

高潮困惑

    据研究显示，年届20至30岁的女性最有可能为求达到高潮而令自己产生心理压力。许多女性在这个年纪不能达到高潮，原因一般很简单，也很容易纠正，那就是因为她们对性所知不多，夫妇二人(或其中一人)对女性阴蒂的功能及位置认识不足。阴蒂是女性身体上唯一一个只负责产生性快感的器官，而男性的身体上就没有一个类似的器官。

    研究发现女性在自慰时较容易达到高潮，因为此时阴蒂容易获得充分的刺激。芳龄26岁的王女士对此深有体会:“我从小受传统教育，从未听过‘自慰’这两个字。直至我进了大学，才知道阴蒂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在书上看到一段描写女主角泡在浴缸里自慰而把自己带进高潮的文字，我觉得非常美妙……当我知道怎样可令自己进入高潮后，我就可以向他发出更正确的暗示。例如利用呻吟声或身体的摆动，或在他触摸到合适的地方时给他许多正面的回应。”

    20至30岁的女人自慰的机会是最少的。缺乏了这种对高潮的切身体验，她们就只好沦为冒充高潮的假冒者了。

缺乏安全感

    26岁的文字工作者安女士回忆20岁时的一次性经历:“他想尝试一些新变化，但我不大愿意。我有点害怕，但尝试过之后我就开始放心，因为我看见他从中得到许多乐趣，自己也得到有生以来最美妙的经验。我几乎兴奋得晕倒。我还记得那次完事后我坐在床上不自觉地失笑，好像是恍然大悟，噢，原来他们所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对许多20多岁的女人来说，缺乏安全感是性快感的最大敌人。在欺骗伴侣相信她们正在欲仙欲死的时候，其实她们正在为自己的表现而忧虑。不幸的是，一般20多岁的女人所建立的关系都是一些典型的短暂关系，并不能培养出亲密感和双方的相互信任，而这两者却是美满的性生活不可缺少的元素。

    另一方面，年轻时女性愈能享受性爱，在以后的生命历程中她就愈能得到满足。因此，拒绝接受淡而无味的性生活就变得尤其重要。不妨在发掘自己的性趣方面多花一点时间，并让伴侣知道取悦你的最佳方法。

20至30岁的性爱频率

    据资料显示，这个年纪的人约有13%每天都做爱，三分之一每星期做爱超超过一次，半数以上每星期一次。如果你属于“无性”的一群，请你不用担心，有17%的姐妹们跟你一样。

    经过“七年之痒”，这一法律解释也遭遇了巨大的困难——“举证倒置” 的本意是为了保护患者权利，却把医生和患者置于相互对立的地位，甚至客观上加剧了医生和患者相互猜忌、互不信任，事实上进一步导致了医患关系的恶化。

    本组文章期望通过换一个角度，对医患关系进行观察和调查，以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现代医学在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处境，从而能更加“专业”地看待医患关系这一并不新鲜但仍然存在的话题。

一名妇产科大夫的24小时

“拿起拷机，就像狗一样被叫来叫去。”

“个人爱好？个人爱好就是睡觉！”

“我们的钱都是拿命换来的。”

    2008年的一个星期六，雨。上海某区中心医院住院部五楼，十七病区，妇产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以一名医学院实习生的名义来到这里，随行体验了一名妇产科医生的值班经历。

“常规”的上午、中午和下午

    章青医生30来岁，很瘦。她留一头短发，带着些自然卷，刘海底下配着一双圆圆的眼睛，一双手干燥瘦削，手指很长。

8点15分，章青走出办公室，到了十九病区的护士工作台，拽出放病历的小推车，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8点32分，她开始查房。拿出病历，敲门，进门，逐一询问里面的产妇，查看腹部的切口恢复状况，检查子宫位置，这就是章青的一整套查房动作。十九病区的都是剖宫产产妇，每检查完一道手术切口，章青都要把产妇肚子上的腹带重新系好。

查房结束，9点10分，章青得以在电脑前坐下来。她登陆病历系统，开始对着病历本往电脑里输入病人情况。看着12本厚厚的病历，告诉记者:“还欠着前天的都没登记完，今天先补上那天的再说。”

    刚把第三份病历放到电脑前，章青的拷机就响了，她起身回电话，听完通知后，下楼出了住院部，到了门诊楼三层的“特需门诊”——这里的妇产科今天无人值班，章青便顶上了。患者一个接一个地被带到里面，碰上她们去做检查的间隙，章青就翻看电脑里刚给患者开出的单子，对药量进行增减。

    终于没有人再进诊室了，章青又检查了一遍给最后一位患者开出的单子，就趴在了桌上。“能来这里(特需门诊)的都是有钱人，今天不算忙，忙的时候一上午要看20个特需。”10点48分，章青回到住院部十九病区的办公室，继续往电脑里登记住院病人的病程记录。

    11点多，一名医生走进来招呼章青吃饭，章青从冰箱里拿出两个盒饭——前一天中午和晚上吃剩的，急匆匆走到办公室对面的“理膳间”，翻出一只断了一个把手的铝锅，把两盒剩饭倒了进去，往里面加了些自来水，热饭。

    饭还没有热好，接到护士的通知，章青去病房给病人换药。15分钟后，章青和她妇产科的同事们陆续从各个病区回办公室，同事帮章青捎了一盒食堂的盒饭，里面有大半盒饭，卧着两个狮子头和几根青菜。午餐时间只有10分钟，医生们快速地填满了肚子，便出了办公室回到各自的病区，没吃完的泡饭仍然搁在铝锅里。

   章青去了趟病房，回来继续坐在电脑前登记病程记录。安静一直持续到了12点半，拷机没有再响起来。章青走回十七病区的医生宿舍——一个六七平米的小屋，爬上自己的单人床，安排记者在旁边的双层铁床上休息，自己很快就睡着了。

    13点40分，午睡结束。章青又回到她的办公室开始登记病程，20分钟后，拷机响了，于是又下楼、上楼，来到特需门诊开始接待病人。这之后，只要拷机声一响，章青就必须马上赶到门诊楼，然后再快步走回住院楼的办公室整理堆积如山的病历记录。“拿起拷机，就要像狗一样被叫来叫去。”

   偶尔的间隙时间，她也会跟记者聊两句。问起平时有没有一点时间做些个人爱好时，章青瞪了瞪眼睛，笑了:“个人爱好？个人爱好就是睡觉！”

    晚餐很丰盛，因为同事们从食堂打了一份砂锅辣鱼回来，五个盒饭一人一个。马上就要进入夜班了，记者问章青:晚上吃宵夜吗？她摇摇头。劝她多吃些晚饭，她跟同事们相视一笑，开起了玩笑:“低调，要低调。不能多吃，吃得越多晚上病人越多，吃得少人少，这是长期以来总结出的经验。”

战斗打响——黎明前的攻坚战

    没有收拾碗筷的时间，拷机响了。17点一过，“战场”正式转移到门诊楼的急诊室。

   这是一位见红的孕妇，章青赶紧给她做了检查，查宫口，测胎心，结论是孕妇必须去做B超和心电图，孕妇被家属搀着去做检查了。三分钟后，又送进来一个先兆流产的孕妇……急诊一个接着一个，到了18点40分，门外没有病人了，章青赶回到住院部，去特需病房、产房查房。

   21点35分，拷机又响了，章青出办公室，坐电梯下楼，穿走廊，进急诊室。四名患者，一个接一个，都是孕妇。时至午夜。趁着一名孕妇刚去做检查还没有回急诊室，章青抽空又回了住院部。出急诊室，穿走廊，坐电梯上楼，进办公室，一路都是用小跑的速度疾走着，“三分钟，一百多步，我数过。”

   20日凌晨的第一分钟是在急诊室度过的。直到1:55，住院部和门诊楼间的走廊上，章青来来回回匆忙的脚步声踏完了一个又一个的三分钟。

指针指向凌晨两点整。

    又送走一个患者，章青听了听门外的电子排号器终于安静下来，便一下子趴倒在急诊室的桌上，她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闭着眼睛轻声说:“你回我宿舍休息吧。”“那你呢？”“我就在这儿睡会儿。”章青指了指窗边的一张急救台，上面放了一床被褥和枕头。“我给你带杯水下来吧。”“不用。这会儿赶紧抽空休息一下，到两三点的时候，一些特殊业务就会来了，一般要到后半夜才会消停点儿。”因为医院挨着附近的“红灯区”，章青经常在半夜接待一些特殊职业的病人。

    记者还是给她带了半杯开水下楼，送到急诊室，刚到门口，便碰上一位病人，拿着挂号单在妇产科急诊室前敲门。看完病，送走了病人，记者把水递给她，她喝了一小口，记者问:“是怕没时间上厕所吗？”她点了点头，一声不吭地在急救台上又睡下了。

    凌晨3点14分，一个男人扶着大腹便便的妻子，焦急地敲响了急诊室的门……又来了一位病人，接着又是一位。送走一位病人去B超室，章青趴在了办公桌上，一直在旁边只是看着她工作的记者，连轴转20个小时熬到现在，也头昏脑胀了。章青轻声宽慰:“三到四点是最累的时候。这会儿病人们在家睡了一觉都醒了，就来医院了，过了这一段就好了。”

    做B超的病人回来了，因为她有糖尿病，体内还有56mm的囊肿，章青给她开了进一步的心电图检查，告诉她把刚才的六项检查费共60.50元交清，再去办理住院手续。病人家属犹豫着，喏喏地走出了急诊室。另一名患者又进来了，章青又开始忙碌。

    凌晨3点36分，一个护士打过来电话通知:那个患糖尿病需要缴清60.5元检查费然后住院的病人没有缴费，逃费走了。“又逃了一个。”章青无奈地说。医院病人逃费经常发生，产生的经济损失，一部分算在医院头上，剩下的则算在科室和值班医生的头上。

    4点零6分，一小时前执意回家的一位病人重又敲响了章青的诊室门，她的腹痛变频繁了。这次章青没有再多说什么，病人家属催着她说:“医生，我们肯办了，办住院。”送走这位病人，章青叹了口气，看了看门外，说:“下半夜了，是消停的时候了。回宿舍安心睡觉吧。”4点30分，章青一句话也没说，手术帽都没有摘就和衣睡了。

愉快的换班

     两小时后记者醒了，这时章青已经起来。6点46分，章青拿起病历本进了十七病区的产房，开始查房。查房时意外发现了昨晚逃费的病人，据护士说，这个病人四点半左右就回来了，因为疼痛加剧，乖乖缴清了费用，遵医嘱办理了住院手续，进了产房。章青听完，笑了笑，继续教年轻的父母怎样给小孩包尿布，嘱托孕妇42天内的生活注意事项。

半小时后，章青查完产房出来了，哼着歌儿，话也多了起来。剩下的工作只有十九病区的例行查房，然后交班——24小时的工作就要结束了！

   从十九区的护士台里推出小推车，章青带着12本病历，又开始逐个敲响她的12位病人的房门。7点58分，查房完毕。

    推着小车进办公室的时候，章青有点兴奋，“开天辟地第一次在8点前查完房！昨天一晚上只接了5个病人住院，做了一台手术，还是别的病区医生做的。以往忙的时候，值一个急诊夜班，我要接待15个病人，做5台手术。有一个礼拜天，从早上8点到第二天凌晨1点，一直在手术室里面待着，我那个恨呐，就算是骡子是马也该歇歇！”她认为昨晚雨大是看急诊的病人少的主要原因。

    她接着说，赶上忙的时候，值完夜班还不能下班，因为病人太多而无法结束工作，于是要继续工作第二个24小时。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医生会说“医生的全日制工作很可能不是24小时，而是48小时”。不仅如此，万一出了差错，值班医生还要挨领导批评。“经常有医生累得坐在椅子上哭。”章青盯着手中的病历本，说，“我们的钱都是拿命换来的。”

星期日，早晨8点整。换班的医生来了，医生们集中在十七病区产房外的办公室里，准备交班。对面的小浴室里，熬了一宿的护士们正在匆忙进出。记者问章青:“你平时也会洗个澡再回家吧？”“要看我有没有力气洗。”她说。

8点32分，交班会议结束。章青把病历本递给了她的同事周医生:“今天雨变小了，病人会很多。”章青说着，掏出拷机，交到了她手里

   风险很高、收入很低、付出很多、理解很少”，专业人士眼中的医护行业这一特点，与普通老百姓所认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国家统计局2006年工资统计报表数据显示，按国民经济行业划分的19大类91个行业中，卫生行业在岗职工以人均24030元的年收入排名24位，略高于全国行业间人均年收入21001元的平均水平。

“医生接诊一个病人的费用， 比擦一双皮鞋还便宜”

     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医院改革与管理研究室主任李卫平研究员目前正在做有关医护人员收入的调研。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这些年医护人员收入有了较快增长，但这种增长一方面是在医护人员收入过低基础上的增长，是试图纠正“脑体倒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医疗服务量迅速增长的结果。

    资料显示，中国城市医院的门诊人次在2000年至2006年间，从4.31亿人次增长到6亿人次，增长了近40%；城市医院的住院人数从1398万人增长为2320万人，增长了65.95%。李卫平说:“随着医院医疗服务量的大幅度增加，医护人员工作量严重超负荷。”

    即便医护人员收入有了增长，但在李卫平看来，目前医疗服务价格体系仍不合理，收入不能直接体现医护人员的劳务价值。她说:“北京地区医院的普通挂号费为0.5元，主治医师挂号费1元，诊疗费为2.5元，造成医生接诊一个病人的费用，比擦一双皮鞋还便宜。”

    据统计，2006年中国内地医护人员支出仅占医院支出的26.86%。相比之下，香港公立医院人员支出却占医疗机构总支出的80%。

    李卫平说:“(中国内地)医院的这种收支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医生收入分配只能间接或直接地以其服务后产生的药品和检查收入为依据。”

    她认为，“医疗行业具有高教育投入、高专业技术、高劳动强度和高执业风险等特点，医生应当有较高的收入。”

“以后越来越没人愿当儿科大夫了”

    目前，中国医护人员的收入一般包含基本工资、津补贴和奖金三部分。根据2006年全国卫生财务年报资料统计，2006年中国医疗机构的人员收入构成中，基本工资占45.59%，奖金34.18%，津补贴24.22%。

    在这个基础上，如再将基本工资的30%～50%作为奖金发放，则实际上奖金在人员收入中所占比例最高。

    改革开放以来，医院收入分配制度发生了数次大的改变。李卫平告诉记者，从演变过程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放宽奖金限额的过程。在一定的总额控制下，试图给医护人员必要的激励。在实际操作中，一般大多数医院采取院科两级核算的奖金分配制度，让医护人员的收入水平主要与所在科室的“效益”相联系。

    这样的初衷是想利用团队激励的办法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医疗成本，但由于客观上各科室医疗手段的不同，造成收入水平相差甚远。在一些用药少、缺少手术的科室，主任医师的收入甚至还赶不上其他效益好的科室的护士。

    一位曾在北京某医院儿科工作过的主治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儿童用药量少，只有成人的1/6到1/3，导致儿科的奖金远远低于其他科室，但儿科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却丝毫不比其他科室少。再加上工作压力大，这位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的医生不久就辞职，做上了医药代表，为医药公司推销药品和医疗器械。

    目前，医院效益较好的科室一般是骨科、脑外科、创伤、心内科，这些科室可以大量地用到进口的各种医疗材料，而且手术多，因此收入高。“现在决定医生收入差距的不是医术水平，而是你所在的科室。”另一位仍在儿科工作的医生跟记者说，“以后越来越没人愿当儿科大夫了。”

“医院靠药品和检查收入来弥补支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医院是具有一定福利性质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当时，在国家“包工资”的情况下，医疗收费不含人力成本，因而长期执行低于成本的医疗服务价格。

    “但近些年来，国家财政补助不到医院总收入的10%，只能承担离退休费，其他的费用都需要医院自己去挣。”李卫平说，“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执行不含人力成本的医疗服务价格，医院就只能依靠业务收入，尤其是其中的药品和检查收入来弥补支出。”

    2006年政府下拨的财政补助所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仅为6%，医院超过90%的收入不得不从“市场”取得。与此同时，药品和检查收入不断增加。2006年中国内地医院药品和检查收入占到总收入的71.42%——相比之下，香港公立医院药品和检查收入仅为7%。“这就容易对医生行为造成误导，使医生认为奖金无论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都是来源于药品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为医生私自收受药品回扣提供了道德上的借口。”李卫平说。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一位医生对记者说:“承担大致相同的医疗工作，不同的医生收入差距可能超过5倍，关键就看你怎么做。”部分医生为了弥补收入不足，开始在体制外寻求收入，出现了医生兼职行医的执业行为。“你经常可以在周末的航班上看见很多医生。他们都是利用休息时间，到其他城市的医院做手术或会诊的。”李卫平说。当然，并不是什么医生都能兼职行医的，必须要有一定声望。

40万人放弃行医

    一方面，很多患者把“看病难、看病贵”归咎于医护人员的高收入，对医生为提高收入开高价药、拿回扣和收红包深恶痛绝；但另一方面，医护人员却埋怨工作强度和压力大，收入低、与劳动付出和技术含量不成比例。

    在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蔡忠军看来，医护这个行业的特点是“风险很高、收入很低、付出很多、理解很少”。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由于压力大、收入低，很多已经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医学毕业生都放弃了从医，“一个医学院士的博士生，毕业后，却去卖保险，很遗憾”。

   “现在，很多医院后备力量严重不足。”中国医师协会信息部副主任张帆告诉记者，日前她刚受卫生部委托，去各地医院调查，发现“北京一家三甲医院，2300多张病床，却只有47名住院医师，大量一线的工作需要主治医师，甚至副主任医师去做”，而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医护人员“缺口更为严重”。

    张帆自己就是医生改行的一个典型案例。她1988年毕业于广州医科大学，开始当儿科医生，她的丈夫也是医生。“一个家庭里有两位医生，孩子就荒废了，根本没有教育孩子的时间。”张帆说。

    1996年，张帆从医院出来，进了外企，怀里还揣着军官证，第一次拿到5000块钱的工资，张帆说，当医生的时候从没见过这么多钱。“我还有一个朋友，带着崇高的理想选择了当医生，医学硕博连读后却去卖保险。”提起自己这个朋友的经历，张帆难掩心中的惋惜。据卫生部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办的中国卫生人才网报道，最近6年中国共有100多万人通过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但有40万人没有注册。也就是说，这40万人都没有选择从事医疗行业。

    “在医护行业，收入高和收入低的现象都是事实。”蔡忠军说，“但收入高的毕竟是少数，而普遍的低收入、高压力，已经严重影响到医护队伍的稳定。你去问一问，有哪个医生还愿意自己的子女去做医生？”

    今天的中国人得了感冒会怎么办？排队，挂号，拍片，验血，排除一切可能引起感冒的其他疾病之后，再去开药、打点滴。部分医院还流行一个“秘方”，感冒可以在2天内治好:糖皮质激素加大剂量抗生素点滴，保证48小时内见效。

    而在世界范围内，针对普通感冒的治疗，目前西方国家的原则应该是不使用抗生素，或至少在没有合并细菌感染时，不得使用抗生素——一般医生只给病人开一点阿司匹林来抑制症状。

    在这个问题上，普通患者所感受到的，就是在中国“看病贵”，一个普通感冒也要花几百甚至上千块钱。而在职业医生眼中，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就异常复杂，一个感冒要做那么多的检查，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一个名词——“自我保护性医疗”。

医学并非万能，“意外”责任在谁？

    1970年，陈毅元帅因时常感觉右下阑尾部隐痛而就医，经过多次专家会诊，结果都是慢性阑尾炎，因而采取保守疗法。但到了最后，陈毅疼痛到无法忍受，医生开始做阑尾切除手术，打开后，却发现是肠癌——对元帅的疾病也存在误诊。

    “30多年过去了，将肠癌当作慢性阑尾炎的误诊率一直没有下降。”作为一名资深的病理专家，来自武警总医院的纪小龙无可奈何地告诉本刊记者。

    电视里经常出现的一个情节是:打了120，来了急救车，病人一上车，家属放了心。现实中情况并非总是这样。“要向患者强调的是:疾病复杂，人类认知有限，现代医学并非万能。在已知的疾病谱系中，现代医学只能解决其中的1/3，剩下的疾病，目前依然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纪小龙说。

    因此，一个病人进入医院，如果“出了意外”，显然也是很正常的事。“一个人生了病，你说责任在谁？如果他因为病而死了，责任又在谁？今天的中国，似乎一个人生病，只要进了医院，一切责任就将全部归于医生。”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说，如果这仅仅是普通大众的一种“感觉”，关系也不大；现在的问题是:似乎中国的法律也认可了这一点。

    “举证倒置的法律解释令整个卫生行业震惊！疾病的后果往往是多方面的，很少有一个疾病只有一个原因或一个结果，多数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上海某区中心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左白衣(化名)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名医生在病人“发生意外”之后不能解释清楚原因，怎么能简单地指责医生失职？

    另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误诊的不可避免。在医学界，流传这样一句话:“名医都是从死人堆里站起来的”。“会总结的才能成名医。医院看病，有错误是必然的，不出错是不可能的。”纪小龙说。也就是说，即使发生误诊而导致病人死亡，也不能简单地就给医生定罪。

    纪小龙说，即使如美国的先进，疾病的误诊率依然很高。但在美国，很多医院通过为医生购买行医保险来解决这一问题。出了医疗事故，赔钱的是保险公司，而不是医院或医生。但如果一个医生出现医疗事故多了，他的行医保险金便会随之升高，医院不愿接收一个要交高保险金的医生，他的饭碗便岌岌可危。在这样的体制下，医生也会更加谨慎，保险费就更低，形成良性循环，利己利人。纪小龙认为这也是一个可以借鉴的办法。

    但在目前的中国，这一切责任全推给了医生和医院。

医生自我保护，患者付出代价

    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加重了一种现象:自我保护性医疗——即在面临医疗风险尤其是重大医疗风险时,出于自我保护的动机和目的,医方以自感合理合法、加大保险系数的手段来选择、实施往往会带来多重后果的医学决策及行动。

    是治疗原则重要？还是先考虑自我保护？在医疗纠纷和举证责任倒置的巨大压力下，很多医生开始采取了自我保护性治疗，加多了患者的检查项目，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一个迫于医疗纠纷压力而改行的眼科医生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患者就医时，处处想着留证据，有的患者甚至带着微型摄像机去看病；医生也随时想着留下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看个感冒也要将患者全身查遍，甚至连颈椎和艾滋病都要查一查。而对于疑难杂症则宁可不治，这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医生的从业信条。

    “否则，要你倒举证的时候，你怎么个举法？所以这几乎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左白衣说。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的孙福川曾经组织学生就“手术协议书签字”问题做过比较深入的专门调查。统计结果表明，有60%以上的医生承认，在遇有医疗风险时，曾将自我保护放在首位。

    孙福川将自我保护性医疗的特点概括为:医方在初步认可、重视患方知情同意等自主权的过程中，伴有对己方权利受限的失落感、无奈感；医方关注、维护自己正当权益时,伴有对应尽义务的再界定、获减免等诉求，充满法律与伦理的内外冲突。就其行为本身而言，这种选择的主观动机是规避风险，但客观效果往往会是更大的风险和危害。

    “过度自我保护的陷阱经常出现在如下情境中:为加大自我保险系数，不该作为乱作为，例如在病情诊断中‘海选海开’辅助检查单，尤其是所谓高级、现代检查手段；为加大自我保险系数，该作为时不作为，例如面对有风险的患者或者必须使用侵袭性医学手段时，把风险完全转嫁给同事、他院，或者让患者独自承担，等等。”孙福川在其论文《自我保护性医疗的伦理扫描》中如此分析。

    妇产科是左白衣的专业，他提到，举证责任倒置施行之后，即使最保守、最强调手术指征的产科学教授，也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所谓原则。为什么？产妇一旦出事，医生无法举倒证，所以不论是否需要剖宫产，都一刀切了了事。这样，剖宫产率就再次为现代医学在中国攀登了一个数字高峰:60%～90%。尤其是大医院、名医院，名誉和官司都输不起，他们的剖宫产率更加高。“类似事情多起来之后，什么治疗原则，我们都得放一放。”左白衣说，医疗过程中，医生的签字也畏首畏尾，该做的手术不敢做，而改为保守治疗。

    最后为这一切后果买单的，显然都是患者。“自我保护性医疗恐怕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最后大家付出的是生命和痛苦。因为医疗水平降低之后，钱再多也解决不了问题。”左白衣说。

照本宣科的危险

    在“自我保护”的前提下，医生面对疾病和病人有多种做法，其中有一个最普遍的做法，就是“照本宣科”。

    现在杭州一家社区医院当医生的袁唐红有着10年的乡镇医院工作经验，他说，如果乡镇医院在面对农村病人时也如同城市大医院那样采取自我保护性医疗，那么情况会坏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乡镇医院里，医生很多时候要处理城市医生很难遇到的一些严重问题，”袁唐红说，“如果大家都按照教科书、医疗手册那样去下药，最终这类病人十个人中或许要死掉九个。治疗这类病人，医生的经验比什么都重要。”

    袁唐红拿农药中毒病人为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按照教科书，即使是重度农药中毒的病人，也只能用5个单位(毫克)的阿托品梯次加量来治疗。由于阿托品有强烈的副作用——导致心跳加快，因此加量要慎重。“然而，如果你真的一直用这条原则来处理，那么农村里那些喝农药自杀的病人几乎没有存活的可能。”袁唐红说，他一般都是先给重病人注射30个单位的剂量，然后准备100个单位以上的剂量做随时的加量准备。“最多的一次，我前后用掉了将近3000个单位的阿托品——后面部分用量主要是用以对付病人对阿托品已经形成的依赖——把整个县城所有医院的储备都用光了，但病人得以挽救。”袁唐红从实践中得到的经验是:宁可让病人死于用药过量，也不能让他因为下药过分保守而死于农药，因为后一种情况更容易出现。

    袁唐红所遇到的还有一个案例是:一个三岁的小孩误服了老鼠药，送到医院时已经急剧抽搐，对症的药物是用安定来止住抽搐。按照规定，这么大的小孩最多只能用3毫克的安定剂量。然而，袁唐红凭经验就知道3毫克的剂量肯定远远不够，他直接下了10毫克，然后看情况增加。最终，他用了20毫克的安定，才把抽搐止住，挽救了孩子的生命。

    “但现在，谁还敢这么依照经验治疗？所有医院都形成了约定:按照规范来做，病人如果要死，就让他死好了，反正这样我们就不会担当责任。”袁唐红无可奈何。

    有一则轶闻说到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访问北京时，悄声向邓小平请教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我们两国的制度都差不多，我们两人都得到国内民众的拥戴，我们两国都有很多人到美国去谋生，可为什么古巴人一到美国就开始反对我，而中国人一到美国，就开始爱国了呢。可想而知，卡斯特罗自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所以，至今生活在美国的古巴人绝大多数仍然以推翻古巴政权为己任，而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却是包括大陆13亿华人在内的最热爱祖国的群体。

    可是，无论从满清政府到民国，还是到建国后极左的文革时期，海外的华人华侨不但没有得到国家的多少眷念和照顾，而且，很多时候还受到国家行为的牵连，亲属在大陆遭受打击不说，自己在海外遭受歧视、迫害，甚至被集体强奸和杀害。然而，即使受到诸多委屈，海外的华人华侨却是世界侨居其他的国家侨民中最热爱自己祖国的一个团体，这一点是举世公认的。

    正因为华人华侨的这一让世界各族人民惊讶的爱国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给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带来的麻烦甚至灾难，尤其在极左年代，在我们与世界为敌，关着大门一边折腾自己一边发誓要解放全世界的时候，华人华侨在海外深受其害。这里就不要提东南亚一些国家在惧怕红色中国的时候对华侨采取高压和镇压的惨痛历史了。就是那些标榜人权和各族平等的西方国家如美国，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考虑，也常常或明或暗地采取一些限制和打压华人的举措。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中国也逐渐在世界东方崛起。最感兴奋和自豪的，就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这次奥运会能够在北京举行，更是让大多数华人华侨感到扬眉吐气，今非昔比。

    中国至今不承认双重国籍，在法律上说，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华侨就不再拥有中国国籍，这使得在海外华人华侨受到歧视和迫害时，中国政府无能为力，而且中国政府也奉行的是“不干涉他国内政”。过去的历史一再证实这种情况，甚至当华人华侨受到严重其实和被侮辱强奸的时候，我们的政府也仍然只是停留在口头的不干涉内政。（这一情况这些年有所改善，值得称道）

    我们要认识一个事实，那就是鉴于华人华侨的爱国之心，他们在世界各地发展的好坏，也直接关系到他们是否能够更好地为中国大陆效劳。从这个方面说，善待华人华侨，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也就是善待自己。

    和这些年大批涌出来的中国留学生相比（改革开放至今，估计已经有一百三十万留学生出国留学，回国的有二十万左右），老一辈的华人华侨不但有更深厚的爱国心，而且更加知道如何爱国。现在的留学生绝大多数是从他们在大陆的父母那里带上几十上百万人民币出来消费、购买教育，最后绝大多数留在留学所在地。而过去的华人华侨则绝大多数都是背着简单的行囊，口袋里没有多少钱甚至身无分文来到异国他乡，最后靠勤劳起家。白手起家后，他们和现在的留学生从大陆带钱出来正好相反，往往把钱带回中国，以各种形式支持祖国建设。

    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华侨是中华民族的大家庭的一员，他们在民族和祖国处于危难的时候，总是不顾自己的安危伸出援手。现在中国也渐渐强大了，不应该一直在追问华人华侨如何爱国，也应该问一下，这个国家是否也可以为他们作些什么事。

    令人遗憾地是，无论从满清政府还是到极左时候的中国大陆，除了几个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外，可能很少有华人华侨感觉到国家的爱。那么现在国家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在思考几个问题，今天先谈谈双重国籍的事。目前世界上比较强大的国家基本上都承认双重国籍，中国在1949年建国时也是承认的。后来由于东南亚大排华，最后大陆取消了双重国籍。现在看来，双重国籍不但可以积聚海外华人华侨的凝聚力，也能够让更多华人华侨在加入其它国籍时免掉一份担忧，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他国生活和工作。

    当然还有一些办法显示国家对海外华人华侨的关心，那就是在没有承认双重国籍前，对他们的入境（中国）签证多所优惠。如果问一下，我们现在的政府在外交和各方面是否对华人华侨有所照顾和优惠，恐怕没有几个人说得出。当然我们也有侨办之类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其实就是联络那些有钱的华人华侨，和普通的华人华侨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

    这次听到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朋友说，没有想到中国使馆突然收紧入境签证，说是因为奥运会。我问了一下，才发现不是一般的收紧，而是很紧了。我真不明白，奥运会本来是一个喜庆的体育比赛，为什么在这之前突然收紧入境签证？

    这些收紧主要表现在时间限制，限制多次往返，旅游的需要提供来回机票，酒店预订，探亲需要提供国内亲戚担保等，几乎一下子又回到几十年前的文革时期。而且这些限制基本上对外国人没有任何影响，奥运会也不会吸引多少外国人在中国长期呆，而影响最大的就是海外的华人华侨。

    华人华侨真冲奥运会回国的估计有限，但很多华人华侨本来就一直来往与大陆和外面的所住国家，这次的收紧签证无疑直接影响了他们。让人很不解，奥运火炬在国外受到侮辱的时候，是这些华人华侨在摇旗呐喊，可是呼声还没有平息，他们自己的利益就受到了严重损害。

    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当然可以随时修改签证条件和规矩，然而，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就不难发现，这次修改的受影响者几乎完全是那些加入了当地国籍的华人华侨，就不免让人感叹了。

    不要求国家照顾和爱护海外华人华侨，可是你总不至于在关键时刻就出笼针对自己游荡在海外的游子的政策吧？全世界有多少华人华侨，几千万？中国有多少人口，13亿？这些华人华侨有多少人会在奥运会期间回国造成你的交通拥挤和酒店爆满？你有什么必要用签证来控制他们？有什么数据支持你们收紧签证？

    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包括一些领事馆过分介于当地华人华侨事务，把我们那一套政治标准来约束当地侨民，这些事情都是很可笑的，不要以为所在国家没有注意到，以为人家是白痴。你的一举一动早在人家情报机关的全程监控之下。你这样把中国特色带进国际交往中，迟早要付出代价的，最终吃亏的是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海外华人华侨。

    有一件事让我很郁闷，这一次从大陆出来短暂旅游，很多华人华侨走近我，竖起大拇指说，你写得真好，正好写出了我想说的，佩服你的勇气。我惊讶地说，写这么几篇文章，谈不上勇敢吧。他们摇摇头，轻声说，我们在这里就不敢写。还有些暗示我，有人或者机构在盯着他们。

    我的吃惊可想而知，也不知道那盯着他们的人和机构是他们幻想出来的，还是真有其事。如果真有其事，那就不单单让我吃惊，而是愤怒了。那些人和机构要做的应该是代表国家关爱华人华侨，而不是那种让人吃惊和愤怒的关注。

    我也想告诉华人华侨朋友，我的文章绝大部分可是在大陆写的。我认为，目前对于我们这些见识了更多、感受了更深的旅居他国的中国人来说，写文章无疑是爱国、爱民的最好方式之一。也是海外华人作家能够报效祖国的最好方式之一。

    德国《世界报》21日报道，到2010年，人类将能够移植猪的心脏。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的梅奥诊所，以克里斯托夫·麦格雷戈为首的一个研究小组创下了在狒狒体内移植猪心脏后100天狒狒仍然存活的纪录。

    研究人员宣称，他们的目标是让这一尝试尽善尽美，以便在两年内为心脏病患者移植猪心脏。

    新西兰也有给人移植动物器官的先例。在那里，糖尿病患者体内被移植了猪的胰岛素生产细胞，这至少在目前看来获得了成功。跨物种器官移植的专业名称叫做异种生物器官移植。这一行业的兴旺，是因为人口老化造成对新鲜器官的需求增大，而且目前供不应求。

    对异种移植而言，最佳的动物选择是猪，因为猪的代谢与人类十分相似。例如，猪胰岛素与人类胰岛素只在一种氨基酸上有差别，而且由猪细胞在人体内生产的胰岛素将令糖尿病人不再需要打针。选择猪的另外一个因素是猪生产率高，它能很快繁衍，产下众多的仔猪。

    来自此类被称为基因输出动物的移植可能会抑制接受者的免疫反应。通常身体会识别并排斥陌生物种的细胞。因此高生产率能够使异种移植变得简单一些。

    此外，猪在饲养时不能得某些传染病。这方面一直有个很大的风险对器官接受者以及未参加器官移植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动物疾病病原体的传染从来不能完全杜绝。与此同时，十分普通的感染的危险也增大了，因为药物会抑制人的免疫系统。

    另外某些病毒在进入其它物种后才会真正变得危险：像艾滋病原本来自猿猴，但改变形式后对人类来说变得致命。

    同样，禽流感病原体在与人类感冒病毒相遇发生突变后才构成一种全球威胁。这些病毒尤其可能对猪造成侵害，因为这两种变体猪都易于感染。

    维尔茨堡大学教授卡琳·乌尔里希认为，采用异种生物器官移植是由于人类器官捐赠数量过少：只要这方面的数量不合适，对异种生物器官移植的前景和风险进行研究就是合理的。

    裘法祖院士和武忠弼教授是同济两位真正大师级的人物,被人称为“同济双璧”，真正立德、立行、立言而不求立名的医学家。半年之间,两位大师的相继去世,无疑是母校同济医科大学和中国医疗界的重大损失!!大学期间曾有幸倾听裘老的殷切教诲,至今仍历历在目!!作为同济学子,对两位大师的仙逝甚为悲痛!!沉痛悼念裘老！老人家请一路走好!!

    6月14日上午8时46分，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著名医学家、武汉同济医院裘法祖教授在武汉逝世。

　　华中科技大学裘法祖院士治丧委员会6月14日下午发布《讣告》，内容如下：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我国著名医学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名誉院长，附属同济医院外科学教授裘法祖院士因病抢救无效，于2008年6月14日8时46分不幸逝世，享年94岁。

 　遗体告别仪式定于6月18日上午9时于同济医学院体育馆举行。

　　特此讣告。

　　华中科技大学裘法祖院士治丧委员会

　　2008年6月14日

　　裘法祖教授生平：

　　著名外科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从事外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60余载，发表医学论文200余篇，主持编写医学教材40余本。

　　1914年，裘法祖出生在西子湖畔一个“书香世家”，18岁那年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预科班学习德语。1936年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医前期结业后，赴德国求学于慕尼黑大学医学院，1939年以一等最优秀成绩获德国医学博士学位。曾在慕尼黑大学附属医院、慕尼黑市立医院、都尔市立医院任医师，副主任医师，获德国外科专门医师证书。1945年受聘为都尔市医院外科主任。1946年10月回国，即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中美医院(现同济医院)任外科学教授，矫形外科主任长达40年。

　　1978年后，担任武汉医学院副院长兼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1981年任武汉市医学院院长，1984年迄今任同济医科大学名誉校长。裘法祖学识渊博，医术精湛，尤其擅长腹部及基本外科，对外科其他分支：脑外科、泌尿外科、矫形外科等同样造诣精深，对我院外科系各专业的创建和发展付出了诸多的心力；是推动我国腹部及基本外科的专家。他主持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器官移植机构----同济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是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同时他又是我国晚期血吸虫病外科治疗的开创者。1960年在首创胃底环扎术和胃底横断的基础上，于1972年又创造了独具风格的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成为治疗晚期血吸虫病肝硬化致门静脉高压症、食管静脉曲张大出血的一种崭新的断流型手术，在国内广为应用。新术式改进不下20余种。

　　他主张对青年医师要“大胆放手、具体指导、严格要求”，强调外科医生要“会做、会写、会讲”是谓“三会”的学风。他亲手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优秀外科人才，不少已成为国内知名学者。裘法祖一惯重视科学研究，由他提出并亲自主持或指导的大型外科科研专题：胆总管十二指肠吻合术、肝门解剖与肝切除术、肝移植等在国内部开展较早。其中门静脉高压症外科治疗获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奖，肝移植研究获1979年卫生部科技成果甲等奖。他撰写论文200余篇，主编了《一般外科手术学》、《医学百科全书》(外科基础分册)、并主编《黄家驷版税学》第四~六版(国边重点出版物)以及全国高等医药院学教材《外科学》。他是《中华器官移植杂志》、《中华实验版税杂志》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并积极组织了全国服务部外科学术仁义、第九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全国第一次器官移植学术会议。

　　自1957年起他就国际外科学会会员，历任全国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湖北外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外科杂志》副总编、《中华器官移植杂志》总编，他还是全国知名的科普杂志《大众医学》的创刊者之一。多年来，裘法祖教授为发展中德友好的学术交流尽心尽力。1979年率我国器官移植考察组赴西德六大城市访问，重开了两国医学界联系渠道，并与德国海德堡大学等5所学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1984年他发起组织了中德医学协会，任中方理事长。1985年攻得联邦德国政府授予的大十字勋章的殊荣。同年日本金泽医科大学授予名誉顾问。1978年裘法祖被评为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参加了全国首届科技大会。他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六、七民全国人大代表。

　　他被认为外科全才，他开创了很多被称作“裘派”新的手术方法，裘法祖改进的手术操作不亚20多种。突出的有：局部麻醉下甲状腺大部切除术、胃大部切除术、门静脉高压症的外科治疗等。近10年来，致力于胆道流体力学与胆结石成因的研究。在他的具体领导下，自体外牛胆汁中研制培育出“体外培育牛黄”，已被批准为国家一类新药并开始生产。

　　2004年，裘法祖院士从医65周年暨90寿辰之际，湖北省政府授予裘老“人民医学家”荣誉称号.

      "生命的守护天使"博客圈的全体博友沉痛悼念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教授！裘老,老人家请一路走好!!

    这是今天上午做的一例左房粘液瘤摘除手术，我上体外循环，对此类手术术中麻醉及体外循环管理做下总结。
    患者 男 36岁，一周前以“活动后心慌，气短半年”收入院，半年来症状逐渐加重，有咳嗽，无喀血，腹胀，双下肢水肿。入院后查体HR 98bpm，BP110/65mmHg,体重74kg,双肺呼吸音粗，心律齐，腹部膨隆，有移动性浊音，肝脏肿大，双下肢重度水肿。
心脏彩超：左房 53mm,LViDd 57mm，RA 58mm,RV 42mm MP A31mm,升主动脉 22mm，EF 63%,肺动脉增宽，全心扩大，左房内可见52X42mm椭圆形异常回声，活动度较大，舒张期脱入左室腔，收缩期进入左房。
诊断：左房粘液瘤 全心增大 二尖瓣损害 二尖瓣狭窄，二尖瓣关闭不全 三尖瓣关闭不全 心包积液
血常规:Hb145g/l,血小板134 109g/l ALT,AST，胆红素中度增高，总蛋白，白蛋白轻度降低
B超提示:肝淤血，胆囊壁水肿，腹水，双肾实质弥漫性改变。 X线提示肺淤血，心胸比0.61
术前最近静脉血气结果:H 7.48,PCO2 36mmHg, PO2 50mmHg,K+ 2.86mmol/l,Ca2+ 0.71mmol/l BE +3 Hb 137g/l

    今日清晨测体重60kg，常规术前30分钟给吗啡10mg，东莨菪碱0.3mg，入室患者口唇青紫，体虚无力，颈静脉怒张，诉夜间睡眠不佳，无习惯体位。连接监护HR 99bpm，SPO2 89%，给予面罩吸氧后SPO2上升至100%。动静脉穿刺后进行麻醉诱导，插管较困难，过程大体平稳。诱导后HR 95bpm，BP 122/87mmHg，SPO2 100%。穿刺中心静脉后查血钾3.2mmol/l,Hb120g/l，其余正常。给予速尿10mg，控制液体，转机前进胶体400ml,乳酸林格150ml,尿量150ml，抽出心包积液800ml。锯胸骨后给肝素600U/kg，5分钟后查ACT560S，体外循环预充胶体1000，血浆400ml，林格600ml，速尿20mg，肝素4000U。4：1含血冷停跳液灌注，转中液面2500ml左右，血压一直维持在60-80mmHg，转机后10分钟，开放主动脉前查ACT均>600s,35分钟开放主动脉，除颤10WS后复跳，心率70bpm，泵注多巴胺，多巴酚各8ug/kg.min，给654-2 10mg后心率110bpm，血压维持在100/56mmHg左右，20分钟后测左房压15cmH2O,右房压10CmH2O,顺利停机。转中尿量500ml，超滤600ml，回收积血3600ml,停机时Hb 81g/l，其余血气结果均在正常范围。停机后输血浆400ml，积血200ml，尿量900ml，平稳送回ICU。

    粘液瘤是最常见的原发心脏肿瘤，好发于左房，重度左房粘液瘤的风险主要为：
1.血流阻塞 重度左房粘液瘤体大，可随血流于心动周期在二尖瓣膜口上下移动，彩超表现为二尖瓣狭窄兼关闭不全，若完全堵塞瓣膜口可发生急性血流中断，引起患者晕厥甚至猝死，术中因体位变动均可发生。长期左房排血受阻或全身反应可发生迅速的全心衰竭。
2.动脉栓塞 粘液瘤质软而脆，表面碎片容易脱落引起肺栓塞，体动脉栓塞。栓塞重要动脉可引起严重后果，如脑栓塞，冠脉栓塞。
3.全身反应 粘液瘤出血变形，坏死，充血性水肿可引起全身消瘦，贫血，肺，肝，肾淤血，白蛋白下降，酸碱电解质平衡紊乱等。

    围术期管理总结：
1.术前应重点了解患者有无晕厥史，自行缓解血流受阻的习惯性体位。入手术室后尽可能采取其习惯体位，搬动病人时应小心移动，避免因体位搬动导致严重血流阻塞。
2.术前用药不宜过重，长期的肺淤血呼吸功能受限，术前用药剂量过大可导致过度呼吸抑制而致起严重低氧血症，此例患者给予常规剂量术前针入室SPO2仅89%,口唇，末梢紫绀，面罩吸氧后才有所好转。
3.麻醉诱导时应备好急救药物，手术医生最好在场，以便必要时紧急建立体外循环。麻醉诱导应尽量平稳，警惕体位改变引起的血液动力学变化，及时处理心律失常。
4.术中若出现与手术，麻醉关系不明显的血压剧降或CVP急剧上升，心率减慢应高度怀疑二尖瓣口被堵塞，应立即采取头低位并尽快体外循环。
5.此例患者全心衰竭，术前给予抗感染，利尿治疗。一周体重相差14kg，可见液体出入量之大，应高度警惕快速大量利尿导致的低钾，低镁，低钙等电解质失衡，术中尽早查血气进行处理，以免术中发生严重心律失常。
6.左房粘液瘤患者因为抗凝血酶III(AT III)缺乏，容易出现肝素耐药(特别是血小板值偏高者)，因此应增加肝素用量(此例首次即给予1.5 倍肝素剂量，体外循环亦预充4000U肝素)，若ACT仍达不到标准应补充新鲜冰冻血浆或ATIII制剂。粘液瘤患者转机中间特别是复温开始可因肝素代谢较快而导致ACT值下降，因此应加强ACT监测。
7.重度粘液瘤患者右心衰竭较重，循环血量过多，胶渗压不足，因此预充量不宜过大，应以胶体为主，添加血浆和白蛋白对病人是有益的，并根据转前血气结果适当添加电解质。对血色素正常的患者转机开始可以放自体血（10－20ml/kg），停机后回输。心衰患者血容量过多，转机中应加强利尿和超滤，补充电解质，保证停机时Hb>80g/l，电解质维持在正常水平。
8.心脏粘液瘤体易破碎。极易在动静脉插管或者转机过程中发生栓塞，因此转机中间除安装动脉微栓过滤器外还应安装带微栓过滤器的心内储血室，将左右心内吸引器吸引回来的血液初步过滤后再进入氧合器。转机过程中若发现血压持续偏高，血液回流过多，排除引流障碍后应怀疑抗凝不足，可补充肝素和血浆。
9.重度左房粘液瘤患者心功能差，长期肺淤血，血容量过多，术中应加强呼吸管理和利尿，预防水肿，纠正低蛋白，贫血，心律失常以及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乱。停机后注意根据左房压补充容量，并应用多巴胺，硝普钠等药物辅助。